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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熊培云

  董时进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农学家,同时,他还创作小说。据我所知,董时进在海外一共出版了五本小说。除了《两户人家》以外,还有《宋林远征记》《硖口怒潮》《阿宝救牛记》和《赤狱记》。在美国访问期间我曾拜访董保中教授,获赠所缺书目。值得一提的是,在《硖口怒潮》一书的扉页上留有董时进的笔迹,注明《硖口怒潮》系编辑未经其同意擅自更改,小说的原名本为《猪儿石》。

  董时进的小说主要围绕着二十世纪中国的乡村生活展开,所涉及的文学母题(motive)包括革命、慈悲、苦难、父子冲突、奥德赛(寻找家园)、土地、复仇、人性、拯救、良知折磨等。

  董时进出生于一九〇〇年,写作这些小说时他已经年逾半百,而且长期侨居海外,有关中国的思考早已定型或带着一定的惯性,这决定了他的部分小说难免成为旧有政治观点的延伸。在那里,文学只是现实逼真的倒影。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到:“在一部文艺作品中,母题形成必须能增加‘现实的幻觉’,即具有审美的作用。‘现实主义’的母题形成是一种艺术的技巧。在艺术中,‘好像是’甚至比‘实在是’更为重要。”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留白之于小说创作的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通常读者也并不期望阅读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接受创作者严丝合缝的教育。

  由于此前我已对董时进做了较多研究,熟悉他的各种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观点,起初阅读他的小说时我也有这种担心。甚至,在董时光的书信中我还读到他对哥哥董时进的批评,认为董时进只会讲道理而不会写小说。董时光曾经翻译并出版过雨果的《九三年》,也许他在以雨果小说的艺术标准要求董时进。事实上,当我读到《硖口怒潮》时,发现董时进的小说与同样以良知折磨为文学母题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有诸多神似之处。也正是这样的阅读体验,让我坚信研究董时进小说有着特殊意义。那些如今难得一见的文字不仅丰富了董时进的个人表达,使其观点呈现得更为立体,而且也塑造了一些丰富的文学形象,这一切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海外文学或后革命文学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补充。

  两个鸡蛋换一头牛

  董时进的小说基本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然而有一部却给了我梦幻般的阅读体验。这就是以个人奋斗为文学母题的《阿宝救牛记》。该书英文版Ah Bow and the Water Buffalo由The Dial Press出版社在一九六一年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中文版。

  小说从乡村少年陈阿宝说起。阿宝本是贫民之子,家住长江南岸的杏花村,平日为给村里做碾米生意的屠大爷放牛。这是头水牛,因为阿宝的悉心照料,原本瘦弱的它变得越来越健壮,也因此有了个“大肚皮”的诨名。日久天长,阿宝和“大肚皮”慢慢处出了深厚的感情,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来临。由于屠大爷上了年纪,扛不动大米搬不动东西,他不想再做这碾米的营生,于是就想着把“大肚皮”卖给杀牛房。

  知悉此事后,阿宝既惊又怕。他无法接受一头与他一起长大的牛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故事由此展开,他要竭尽全力救下“大肚皮”。

  阿宝想到了两个方法:一是骑牛逃跑。不过他觉得这样几乎没有胜算,因为牛目标太大,一旦被发现,最后还是要被杀掉,而他自己也会因此变成了为人不齿的窃贼。而第二个办法是把“大肚皮”买下来。这一年阿宝只有十一岁,过几天就是他的十二岁生日。母亲早就告诉阿宝今年会加倍给他煮两个鸡蛋。

  “这两个鸡蛋乃是他自己私产,也是他唯一的本钱。”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靠着这两个鸡蛋换回一头牛。阿宝异想天开的计划是“蛋变鸡,鸡变猪,猪变牛”。

  十二岁生日那天,阿宝从母亲那里得到两个土鸡蛋。与此同时,住在县城里的姨娘到杏花村来散心,顺便给阿宝过生日。阿宝从姨娘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县城附近有个省立甲种农业学校,那里有一种洋鸡(来航鸡)产蛋量很大,可以用土鸡蛋去换洋鸡蛋。考虑到当地农民不接受洋鸡,农业学校的许教员送了几个洋鸡蛋给阿宝,并教会他如何孵小鸡。借着这几个洋鸡蛋,很快阿宝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是一个紧张而又温馨的故事。在小说结尾,小心翼翼的阿宝不辱使命,实现了自己“蛋变鸡,鸡变猪,猪变牛”的梦想。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从屠大爷手里买到了“大肚皮”,使其逃脱了被送到杀牛房的厄运。

  这是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

  就文学母题而言,《阿宝救牛记》和《两户人家》一样涉及家族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有志者事竟成”实际上是几代人的努力与成就。一方面,两个鸡蛋是母亲给儿子阿宝的,寓意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在《阿宝救牛记》里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是阿宝买牛,二是阿宝的父亲陈兴买田。

  小说非常细致地描述了陈家买田这件大事。那天阿宝回家,家里大宴宾客,他想不出所以然,既非过年过节,也不可能是给他说亲订婚。直到转天他才知道个究竟:

  阿宝去堂屋,陈兴在打扫地上的骨头、瓜子壳、烟头、烟灰、纸捻等物。阿宝问道:“昨夜为啥请客?”

  陈兴伸起腰来,答道:“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他将扫帚靠墙壁搁下,满脸欢悦地说道,“昨晚客人多,又不知道事情是否能够办妥,所以没有告诉你。”阿宝看见陈兴的面容,好似云开日出,光彩焕发,突然又转严肃起来。

  “我不是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么?”陈兴接下去道,“我从小立定志向,在你那样年纪就立定志向,要……要……要……啊,我以为这辈子办不到了,有志也不成了。没想到……”

  陈兴的喉管哽塞了,阿宝看见他的双眼发潮,心想,莫非有什么失望和伤心的事体么?他掉头对着靠壁的扫帚,和地上的一堆骨头和烟头。

  “没想到,那句古人所说的话,并非欺人,”陈兴停顿了一会儿,又说道,“我早立定志向要买田,总算是做到了。”(74页)

  陈兴从村民赵麻子那里买了块两亩多的田。而当阿宝问他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帮他去买“大肚皮”时,陈兴的回答是:

  “要买田,不能不节俭,几年来竭力省俭,才积蓄了一笔钱,仍然不够数,还要找屠大爷借一些。倒是借的不多,下年收一季稻子便可以还清。若是不买田,当然可以买‘大肚皮’。但是,买‘大肚皮’做什么用呢?既无田可耕,也没有碾米,养一头牛岂不是白费么?”(75页)

  此时阿宝的救牛计划已有了些眉目。当他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大肚皮”买来,父子俩实现了家族的梦想,既有可以耕种的田,又有可以犁地的牛。从表面上看,这一主一副两条线索讲述的是陈家人的苦尽甘来,实际上小说借此为读者呈现了中国农民如何由贫变富的一种路径。

  改良种子?改造头脑?——董时进的济世之维

  二十世纪的中国,改造“国民性”、中国人的“劣根性”或者“奴性”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即使是立志改变国家与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旦面对普罗大众,通常都抹不去高高在上的作风。

  论及乡村建设,民国时期有两个派别:平民教育派和农业派。前者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以新民为主。在平教会的“四大教育”(文化、生计、卫生、公民)与“三大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中,其核心也在于“造人”。虽然“四大教育”中有关于生计的教育,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生计方面并无所长。为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他们把“文艺教育”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决农民“穷”的“生计教育”问题摆到第一位。这就像马斯洛所说的,当一个人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

  在这些人眼里,要想完成“民族再造”,首先得改变农民“愚、穷、弱、私”与“聋、瞎、哑”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此诊断暗藏着某种本末倒置。农民的落后,是国家制度、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水平等落后的结果,而非因为农民落后,所以国家才落后。简单说是复杂的时代的落后,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落后。如果倒置上述因果关系,只知咒骂或抱怨农民“素质低”,甚至在人性上诋毁他们“愚蠢”与“自私”,这无异于对没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又一次“道德上的迫害”。

  虽然曾经加入过平教会的活动,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农业派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作为第一要务。他们有具体的农业知识,有的甚至在国外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改良种子,而不是农民的头脑。几十年后,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问世,使中国农业产量大增,我们更能看到改良种子派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另一方面,董时进也是现实政治的积极推动者。他创办了《现代农民》杂志,其宗旨“即是要为农民服务。(一)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思想;(二)为农民作喉舌,替他们说话”。也就是说,《现代农民》对于农民的影响更多是启发、帮助与服务式的。

  无论是办杂志,还是办农业院,董时进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如何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与优良品种的普及上。《阿宝救牛记》中阿宝之所以能够以两个鸡蛋换来一头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养殖帮助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完成了来航鸡等新品种在农民中的推广。或者说,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结与梦想,才有了《阿宝救牛记》这部小说。小说里的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显然是以江西省农学院为背景。三十年代,董时进主持该院期间,为农民大量介绍并引进了一些外国农作物及家禽、家畜产品。

  董时进是典型的和平主义者与改良派,他虽然在智识上帮助农民,但在着力点上与其他素质论者显得格格不入。读董时进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政论,很难看到他对农民有什么指责,更多的是深切的同情和身体力行的帮助。与此同时,他也不像有些激进主义者那样渴望在暴风雨中看到天堂,却忽略了地上瓜果飘零、颗粒无收。

  虽然董时进偶尔会因为内心深切的忧患而口不择言——正如他与胡适关于如何抗战的那场争论一样,但他似乎比胡适更能做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点一滴努力,满仓满谷收成”。相较于胡适,董时进在农业经济上有专长,而这种优势,是胡适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弃学农业时始料未及的。这也是唐德刚对胡适的主要批评之一,这位“没有枪杆子支持却可以颠倒众生”的新文化运动闯将,此前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知识方面的欠缺让他无法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这种深入民间的耐心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董时进出生于四川垫江(现属重庆)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并且知道其形成的原因。和其他贫民不同的是,到了董时进这一代,他的父亲已经初步摆脱贫困,甚至做了地主,但董时进知道这也是典型的从“蛋变鸡,鸡变猪,猪变牛”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他通过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习,知道了如何为中国农民找到更优质的蛋,以变出更多的猪和牛。这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也是康奈尔系农学家们的作风。正如赛珍珠的丈夫卜凯,他来到中国后将精力放在改良农业上,而不是传教上。这可以说是一个隐喻,与其贩卖意识形态,不如直接为农民增产粮食。

  乡村乌托邦

  虽然《阿宝救牛记》写的不是救国家,也不是救社会,甚至都不是救个体自己,而是救一头牛,但这头牛里隐喻了太多东西,包括财富、悲悯与尊严。“蛋变鸡,鸡变猪,猪变牛”,这是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活着》里也有相似的内容。福贵经常用父亲的话来教育儿子苦根——“这两只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变成牛。我们啊,也就越来越有钱啦。”

  二十世纪中国有不少以个人奋斗为文学母题的小说。相较于此前茅盾的小说《幻灭》中的绝望,以及近三十余年的《平凡的世界》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小说中的挣扎,《阿宝救牛记》带给读者的毋宁说是一个乡村乌托邦。和董时进的其他小说相比,《阿宝救牛记》风格迥异,它像是架空了一个时代。杏花村里的中国,没有革命年代的残酷和血腥的复仇,没有阶级斗争,到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以及对个人实现梦想的深情祝福与悲悯。

  而阿宝几乎成了美好中国人的化身。一个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少年菩萨,小说中有许多细节描述了他如何慈悲为怀。

  有一天,阿宝和堂兄都都一起去江北的一座庙里看木偶戏,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遇到有个人正在棒打一头骡子。当时那个骡子拉不动陷在坑里的车子,索性倒在了稀泥里。因为它知道它拖不动车子。“打死了它也拖不动,也就不往前奔,像死了一般”。阿宝看着十分难受,感觉每一棍子都打在了自己身上。由于时近黄昏,要赶最后一班渡船,阿宝不得不在都都的催促下离开。然而这事过去几天,阿宝都难以释怀。他不知道那头骡子最终命运如何。他懊悔自己当时没有尽力帮着车夫去推车,“他宁可弄得满身稀泥,宁可那夜晚不过江、不回家、不吃饭,免得长期负疚,永远痛心”。也正是曾经有过这种负疚,让阿宝下定决心拯救“大肚皮”。否则他将永远悔恨,永远不得安宁。更何况,因为某种相伴而共同的成长,村里人将“大肚皮”比作阿宝的“老庚”。

  而且,在阿宝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破坏者。在这里,父母、乡亲、县农业所的技术人员,都是好人。真的像是那句流行语所说的,“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没有战争,没有社会动荡,也没有现实的矛盾,一切现实中的不幸与罪恶都被隐去了。这里不是现实中的中国,而是董时进梦想中的中国。那是一个他相信凭他的方法可以改造的中国。这里唯一的问题是贫穷,而贫穷通过个人奋斗是可以解决的。

  改良者对于和平与安定的情境总是怀着无尽的乡愁的。而事实上,董时进所见证的中国充满了动荡。在江西省办农学院,因为日军的轰炸,不得不中断。到重庆没多久,日军又来轰炸。为此,他的《现代农民》杂志社被炸掉了几次。其时的艰难,与《大公报》之命运多舛并无两异。

  当我研究董时进与董时光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他们都有极其天真的一面。一个是“远见的天真”,一个是“短见的天真”,有的都是知识分子身上难得的书生气。

  区别于董时进的其他小说,《阿宝救牛记》几乎不涉及任何政治话题。它讲述了一个美好的励志故事,书中反复出现的“有志者事竟成”令人动容。我在读这部并不长的小说时,内心也不免感叹,所谓好社会,就是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使个人奋斗成为可能。就像“两个鸡蛋换一头牛”,梦想最初总是天真的,但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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