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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一流编辑 网站编辑   /  2017-12-14 18:37  /   0 人收藏 版权:保留作者信息

  先秦以来诸子之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干世主”为己任,至少是诸子之学的归结点。诸子之学以及士人与当政者的关系,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汉武帝以前,士人、诸子之学与当政者的关系是互相选择的关系。从士人看,他们多半带着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游说君主,进劝君主采纳,合则相谋,不合则离。孔子奔波一生,大致坚持“以道事君”的原则。当时的君主们多不理解孔子之情或不采纳他的主张,而孔子也不曲己阿主,所以孔子终生不得志。墨子也是一样,越国国王久慕墨子,派公尚过以“束车五十乘”到鲁国迎墨子赴越任职,墨子道:“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吕氏春秋·高义》篇也记述了此事,语句大体相同。孟子与荀子大致与孔、墨相同,他们总是把“道”看得比“权”更重,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荀子讲:“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就是那些纵横家,也多以见解为重,直到汉初这种自由选择风气犹存,邹阳、枚乘、严忌初事吴王濞,因政见等不同原因,均离开吴王濞投奔梁孝王门下为客。

  从君主看,他们尊崇某种学说或接纳某些建议,一般来说,只作为一时的政策或措施,并没有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以汉初几位君主和重臣好黄老为例,他们并没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规定以黄老为宗,也没有用黄老之论去改造社会。尚黄老大体只限于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政。曹参为齐相和相国时虽重在选择“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为吏,但这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更多的属于品格而已。窦太后是崇尚黄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要皇室子弟们读《老子》,也没有把黄老作为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恰恰在她主政之时,儒家十分活跃。儒生辕固当她的面,奚落《老子》之书只不过是“家人言耳”,她的反应仅仅是反唇相讥称儒家为“城旦书”。她要辕固与野猪斗,无疑是一种侮辱,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此下令对儒家大挞大伐。

  再往前推,秦国从孝公以后一直尚法,秦始皇对法家,特别是对《韩非子》极为推崇。秦始皇排斥儒家,登峰造极是焚书坑儒,然而如果细致分辨,秦国与秦始皇并没有把法家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秦始皇搞的“以吏为师”并不是要全社会学习法家之作,仅仅是要人们听从官长和学习法令而已。

  总之,在汉武帝以前,诸子之学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互相选择的关系,尽管在战国时已出现焚书事件,到秦始皇更有焚书坑儒的暴虐,但思想文化与政治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形势。政治与思想文化之间互有弃取,政治未曾把哪一种思想定为一尊。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改变了政治与思想文化各自相对独立的平行发展之势。

  第一,把思想文化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从历史上看,思想文化不管受到政治多么严厉的干预,总有一部分思想文化游离于政治之外,这个问题,另行论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意在把思想文化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使思想文化降格,成为政治的从属物,这不能说不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且不说被罢黜者,就独尊的儒术而言,恰恰因被尊而降低了原来的独立性。因为它的独尊是由皇权决定的,因此,它被皇权宣布独尊的同时,也就被置于皇权之下。

  第二,儒术变成了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儒家经典要由皇帝钦定,最高解释权也归皇帝。儒术成为政治原则,同时也成为政治的工具。

  第三,儒学既是官学,又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力量推向整个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儒家化。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相互推进,大大强化了封建统治能力。

  儒术变为帝王政治的组成部分,表面上看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令人尊崇,但它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此后儒家教条主义化,固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但主要是由政治规范造成的。清人方苞说,独尊儒术之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论不无偏颇,却为切中要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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